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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世文在重慶的一段戰斗歲月/慕安
    發布時間:2013-07-19 來源:縣史志辦 閱讀次數:25054 【字體:

      羅世文,四川威遠縣人,1904年8月2日生,先后擔任重慶地委宣傳部長、學委書記、地委書記、四川省委宣傳部秘書長、宣傳部長、省委書記等職,多次領導工人斗爭和武裝斗爭,為中國革命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

      
      1937年秋,羅世文肩負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重托,從延安來到重慶,主要是領導重慶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南方局和川康特委、川東特委的指導下,在全國抗日潮流的推動下,重慶的抗日救亡運動在羅世文等同志的直接領導下蓬勃地開展起來,抗日民主力量迅速壯大,黨的組織也得到進一步發展。

      1939年夏,羅世文到重慶參加了南方局的會議。會上,周恩來傳達了黨中央對目前形勢的分析和工作安排。他指出,當前,由于日本的政治誘降和英美的勸降,國民黨頑固派加緊了投降反共活動,時局可能逆轉,可能有突然事變發生。我們要力爭時局好轉,但也要準備迎接突然事變,我們的工作方式和斗爭形式,都應作必要的改變。羅世文回到成都,向川康特委傳達了這次會議精神,將暴露了的同志進行轉移,把公開的、大規模的救亡運動改為小型的、分散的、隱蔽的活動,黨的領導干部盡量職業化、社會化,還交流和對調干部,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同時還抓緊時間把大批活躍的進步青年送到延安和其它抗日戰場。


      1939年底到1940年3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蔣介石為了撲滅成都地區的抗日救亡的烈火,打擊四川地方實力派,派出特務頭子康澤等前往成都,策劃了希特勒“國會縱火案”似的“搶米事件”。那是1940年3月12日,康澤的別動隊搶劫了有地方軍閥潘文華大量資本的重慶銀行的米倉庫,逮捕了聞聲前往觀看的共產黨員、《時事新刊》編輯朱亞凡,并造謠栽贓說共產黨策劃饑民搶米,妄圖爆動,從而脅迫地方軍閥執行白色恐怖政策,將成都地區的共產黨組織和進步人士一網打盡。

      早在“搶米事件”發生前幾天,成都局勢即已十分緊張,一個在國民黨省黨部工作的特務平時對羅世文十分敬佩,他悄悄告訴羅世文,要他趕緊躲一下,羅世文慨然回答:“大敵當前,我只能以國家利益為重,怎能以我個人的利益而離開抗戰!只要國民黨還有一分抗日的誠意,即不應危害我!”羅世文愛人王一葦也勸他快回延安。但他仍以黨的工作為重,不愿離開戰斗崗位。

      “搶米事件”發生后的第二天,川康特委召集了臨時碰頭會。會上,多數同志都認為這是國民黨特務有意策劃的“國會縱火案”事件,特委領導同志應予注意,通知有關人員盡快疏散,并進一步了解敵情,以制定對策。兩天以后,打入潘文華領導集團的黨員傳出情報,說敵人的黑名單上指名要抓羅世文等同志。當晚,川康特委副書記周鳳平告訴羅世文:現在情況十分嚴重,大家覺得你應該轉移到鄉下避一段時間。羅世文回答說:“我是《新華日報》成都營業分處負責人和八路軍駐成都代表,國民黨還不至于把這幾頂帽子拿走。而且這里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離開了對各方面影響很大,還是讓其他同志先轉移。”

      蔣介石親自批準了特務制定的“策動春荒暴動案名單”,國民黨特務的魔爪早已伸到《新華日報》成都營業分處周圍。3月18日,羅世文到《新華日報》成都營業分處處理有關事務。剛一進去,預先埋伏的國民黨軍警特務立即跟蹤上去。隨即,軍警特務包圍了《新華日報》營業分處。在這危急時刻,羅世文絲毫沒有考慮到個人安危。他鎮定地指示同志們堅守工作崗位,繼續發行《新華日報》。此時,特務們已經沖到羅世文的面前。他昂首挺胸,向戰友們告別,從容地向樓下走去。就在羅世文被捕的當天晚上,軍警特務又在努力餐飯館逮捕了車耀先。隨后,還逮捕了其他幾位同志以及由劉湘、潘文華組織的“武德學友會”的一批人士。

      羅世文、車耀先被捕后,川康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防止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更大破壞。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指示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名義在成都散發了《宣言》,揭露“搶米事件”是投降派的陰謀行動,要求釋放被捕的共產黨員及其他抗日人士。同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指示》,要求全黨提高警惕,嚴防國民黨破壞。

      

      二

      
      羅世文和車耀先的被捕,引起了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狂熱幻想。他們妄圖使羅世文、車耀先在他們反革命淫威下屈膝投降,供出我四川黨的機密,以便一網打盡;他們還妄想通過羅世文、車耀先的口,把“搶米事件”栽到共產黨身上,以便把破壞國共合作、破壞抗日戰爭、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強加給我黨,為他們消滅我黨和抗日力量,投降日寇制造借口。于是,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立即報告蔣介石批準,用專機將羅世文、車耀先押解到重慶軍統局總隊部看守所。隨即,戴笠率領軍統局秘書李崇詩、司法科長余鋒前往看守所,親自審問羅世文、車耀先。在審訊中,戴笠絞盡腦汁,用盡了威脅利誘等各種手段,但羅世文、車耀先大義凜然,不為所動,打破了戴笠的如意算盤。

      然而,戴笠并不死心。他又利用大特務鄧文儀同羅世文曾一起留學蘇聯的關系,派他帶著厚禮去“看望”羅世文,妄圖通過述舊情,拉關系,使羅世文“回心轉意”,歸順他們。羅世文看透了敵人的詭計,根本不吃他們那一套。鄧文儀對羅世文說,只要你投降國民黨,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祿。羅世文勃然大怒,斥責說:“我們共產黨與你們國民黨是第二次合作。這次,如果國民黨也以四萬萬人民的生存為重,國共兩黨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繼續下去的。那么我投降干什么?用不著!如果國民黨一定要把1927年的那段歷史重演,再次破壞國共合作,那簡直是中華民族的災難!但是那樣做的最終結果,必然是國民黨的徹底完蛋!我堅決反對國民黨走這種重演歷史悲劇的老路。如果你們一定要倒行逆施,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那么,我至死也不投降!”鄧文儀碰了個硬釘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勸降不成,戴笠惱羞成怒,命令將羅世文、車耀先押解到重慶歌樂山軍統局監獄的白公館看守所,分開關押起來。特務們采用輪流審訊、威脅利誘等辦法,要他們脫離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均遭到羅世文、車耀先的嚴辭拒絕。羅世文知道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絕不會輕易放過自己,眼前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他不禁想起1938年夏在重慶寫的《贈張元弟共勉》的詩:

      從來壯烈不貪生,

      許黨為民萬事輕。

      百戰身經嘗考驗,

      念年冰蘗勵忠貞。

      他知道,現在是他實現這個誓言的時候了!

      1940年下半年,國民黨軍統局將羅世文、車耀先押解到貴州息烽監獄。這里崗巒起伏,連綿不斷。監獄四面有三道圍墻,圍墻內外碉樓林立,里邊是八大間棋盤似的隔開來的牢房,分別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字來命名;每個牢房又分幾個小囚室。羅世文、車耀先押解到息烽監獄后,監獄主任立即提審。這兩位革命戰士對國民黨頑固派強加給他們的莫須有的罪名,予以堅決反駁。羅世文還正氣凜然地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四川省委書記、《新華日報》成都營業分處負責人和十八集團軍駐成都代表。監獄主任見羅世文正氣浩然,莊重威嚴;車耀先也堅定沉著,無懈可擊,也就不再提審他們;又因為他們是要犯,所以也不敢輕易加害,遂將羅世文化名張世榮,車耀先化名田光祖關入“愛齋”,以后又轉入“新忠齋”和“老忠齋”。

      在監獄里,羅世文以敏銳的觀察力,識別和考察著獄中的各種“犯人”,發現和結識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他躲過看守的耳目,秘密地給同監房的同志們講述國際國內形勢,講紅軍長征、抗日的英勇事跡。他發現一些長期被關的人不了解“西安事變”真相,就給大家詳細地講述了“西安事變”的經過,闡明了我們黨在“西安事變”中的正確立場,贊揚了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的卓著功勛。他悄聲地說:“我們共產黨人在‘西安事變’中的抗日誠意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由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才推動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現在國民黨頑固派卻妄想破壞國共合作,破壞抗日大業,這是注定要失敗的!”

      

      三


      羅世文在獄中表現出的愛憎分明的立場和他講述的動人故事,鼓舞和教育了獄中的戰友和進步人士,使他們從精神上增添了力量,增強了信心。獄中的黨員同志自覺地團聚在他的周圍,向他匯報思想和獄中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和了解,羅世文與車耀先、韓子棟、許曉軒等同志秘密進行了商量,決定成立獄中臨時支部,以團結和領導革命同志展開斗爭。

      經過秘密醞釀,大家推選羅世文任支部書記,車耀先與韓子棟為支部委員。支部成立以后,羅世文與支委一起,根據這個監獄是“死牢”,共產黨員沒有刑滿釋放或活著出去的情況,首先團結獄中難友,爭取了部分管理人員的同情,打擊了個別變節分子向獄方打“小報告”的活動,爭取了散步、曬太陽、看書、看報紙的權利。其次,支部還始終抓緊一切機會與獄外黨組織接關系,以便里應外合搞暴動或爭取獄外援助。

      不久,國民黨軍統局鑒于長期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進行嚴刑逼供和身心摧殘沒有什么效果,在息烽監獄采取“攻心為上”的策略。為適應這種政策上的變化,也為了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監獄主任周養浩組織犯人當“工作修養人”,為監獄搞一些行政和體力勞動(如打草鞋、刻字、印刷、做衣服、收發等)。共產黨員去不去呢?黨支部秘密進行了研究。許曉軒認為這是敵人圈套,是剝削難友勞動,不能去;韓子棟認為可以在不附帶政治條件的原則下參加。羅世文聽取了他們的意見,考慮了黨的原則和獄中的實際情況,發表了他的看法:“息烽監獄的工作修養人有兩三百人,共產黨員只是極少數,如果共產黨員都不去,敵人是很容易把我們孤立起來的。為了麻痹敵人,團結難友,了解情況,鍛煉身體,我們可以在不附帶政治條件的情況下,去當工作修養人。這對我們是有利的,但我的身份已經公開了,就不參加了。”支部根據羅世文的意見作出決定,除他以外,其他未公開身份的黨員都去當工作修養人,在工作中去團結難友,開展活動。支部團結全體工作修養人,使獄方被迫答應了早晚開牢門、改善犯人伙食、不準無故打罵犯人等條件。從而改善了難友的處境,也為黨在獄中工作提供了條件。

      一天,監獄主任周養浩把羅世文叫去,要他在工作修養人中擔任一定職務。羅世文十分坦然地說:“我參加共產黨已經多年了,所有熟人、朋友以及長年養成的習慣,都是共產黨方面的。因此,不愿也不能為監獄做工作!”

      周養浩聽了這堂堂正正的聲明,不能不為他對共產黨的忠誠所懾服。羅世文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堅定,也使全監獄的進步人士更加欽佩。羅世文以大無畏的革命膽略和巧妙的斗爭藝術,團結難友同國民黨特務進行斗爭。

      當監獄強迫難友們讀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時,羅世文就給難友們講:“中國的命運不是蔣介石一個人能夠左右的,而是客觀環境和人民的努力來決定的。蔣介石連中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搞清楚,卻來侈談什么中國之命運,真可笑!”

      監獄長強迫每個人寫“學習心得”時,羅世文又指導大家以巧妙的借口進行了抵制。有一年春節,監獄長要難友們排練節目,難友們都不愿意。羅世文啟發大家利用這個機會自己編寫、演出了歌頌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話劇《女諜》和表現漢奸政權下士兵起義的話劇《反正》,既活躍了大家的身心,更進行了革命的宣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監獄長發覺上了當,再也不敢讓難友們演戲了!

      羅世文在獄中堅持看書學習。他利用車耀先做圖書管理員的條件,借閱大量書報,研究中國及世界的歷史和現狀,并以“史迷”的筆名,在獄中辦的《復活周刊》及《養正周刊》上發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惡,贊揚蘇聯紅軍的功勛,以民主和人民必勝、法西斯必敗的真理,鼓舞難友的斗志,堅定難友的信心。他寫的文章中,有的高度評價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有的批判魏忠賢組織錦衣衛和東廠等組織鎮壓東林黨的罪惡,批判清朝皇帝大搞“文字獄”的罪行。羅世文以這些借古喻今和影射、暗示的方法,曲折隱諱而又尖銳犀利地批判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罪惡。

      羅世文對國民黨特務無比憎恨,對同志、對難友卻關懷備至、體貼入微。敵人發給他的“津貼”和“稿酬”(獄中不發稿費,而發肉類及日常用品),他都與難友們一起享用。難友得病,他噓寒問暖,精心護理。對由于各種原因被捕入獄的青年,他更是特別關懷和愛護。當一位青年難友在漫長的監獄生活和繁重勞役中感到消沉和絕望的時候,羅世文親切地鼓勵他說:“你是時代的犧牲品,反動派想用苦役來摧毀我們的意志和身體,而我們卻正好以此來松動松動我們的筋骨,為‘天亮’作準備!”羅世文還讓那個青年到車耀先那兒去借蘇聯小說看,使那個青年逐漸增強了對生活的信念,堅定了斗爭的決心。另一位青年難友政治上還不大成熟,羅世文就親切地指導他讀《戰爭與和平》、《復活》、《毀滅》等書,并鼓勵他堅強地生活和斗爭。好幾位僥幸從息烽監獄出來的同志都感慨萬端地說:“國民黨頑固派想用長期監禁和苦役來摧殘我們,可是羅世文、車耀先、許曉軒等共產黨人卻以他們崇高的信念,光輝的思想和優良的作風把監獄變成了共產主義的課堂!我們這些對政治一點不懂的年輕人,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榜樣,汲取了精神力量,明確了人生的意義,理解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階級覺悟,從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四

      

      1944年端午節,監獄長辦了豐盛的酒席,請羅世文、車耀先“赴宴”,企圖引誘和軟化他們。羅世文、車耀先氣宇軒昂地走進餐室時,那些平日橫行霸道、為所欲為的軍警特務都站起來,跟在周養浩后面,要給他倆敬酒。羅世文凜然說道:“你們搜刮人民的血汗,灌滿自己的腸胃,我們不能同你們這些人一起吃飯!”說完,他冷笑幾聲,同車耀先拂袖而去!特務們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話來。

      軟的一手失敗了,敵人又使用了硬的一手。1945年7月25日,息烽監獄在息烽郊外快活林,槍殺了打入軍統局電報組織的張露萍等5位同志。為了恐嚇和動搖羅世文、車耀先,特務們竟將他們押去“陪殺場”。但羅世文、車耀先視死如歸,毫不畏懼。特務無奈,只得又將他們押回息烽監獄。

      1946年7月,息烽監獄撤銷,羅世文等人被押往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渣滓洞監獄。途經桐梓時,因橋梁壞了,汽車就停在一座沒有使用的兵工廠里。在這里,監獄長宣布釋放幾個外籍修養人。羅世文立即用煙盒偷偷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扼要匯報了獄中情況,并希望能同黨組織接上關系。他把這封信悄悄交給已被宣布釋放的外籍修養人小馬。小馬把信秘密帶出去,通過秘密渠道轉交給周恩來。羅世文把信交給小馬后,曾對韓子棟講:“你我的命運,就決定在這一兩年內。這一兩年內政治形勢沒有好轉,你我就再不要想恢復自由了。”到重慶后,羅世文、車耀先被關進重禁閉室里。從此,羅世文、車耀先再不許出來放風,也很難與獄中難友接觸,他們被剝奪了囚犯們所能享有的最后一點權利。

      羅世文、車耀先被捕后,我黨曾多次向國民黨當局交涉,要求釋放。1945年10月國共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再次向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提出了釋放葉挺、廖承志、羅世文、車耀先等同志的要求。蔣介石迫于全國進步輿論的壓力,釋放了葉挺、廖承志,卻詭稱羅世文、車耀先已被處決。

      1946年7月,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向我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與此同時,在國統區,蔣介石進一步出賣國家主權,強化法西斯專制獨裁統治。也就在這時候,蔣介石決定對羅世文、車耀先下毒手了!

      8月17日,渣滓洞監獄副所長劉捱乾放出空氣,說國民黨政府要把羅世文、車耀先轉到南京。獄中一些難友信以為真,很為他們高興。但是,羅世文卻清醒地意識到,是自己獻身的時候了!他把自己和支部多年來積存下來的一萬元悄悄交給了宋綺云,作為黨的活動經費。還在一本俄文書籍的扉頁上,寫下了他給黨組織的最后一封信:

      據說將押往南京,也許兇多吉少!決面對一切困難,高揚我們的旗幟!老宋處留有一萬元,望兄等分用。心緒尚寧,望你們保重、奮斗。

      這封短信,字字珠璣,熠熠放光!它顯示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表達了人民的忠實兒子對戰友的深切關懷和殷切期望!

      第二天,18日下午3時,監獄看守把羅世文、車耀先從重禁閉室押解出來。羅世文與車耀先邁著沉重而緩慢的步子,走出牢門。各牢房的難友緊緊抓住鐵門,戀戀不舍地望著他們。羅世文以炯炯有神的目光,同難友們一一告別。他的眼光中,充滿了對戰友的深情,對敵人的仇恨,對未來的希望!羅世文同車耀先莊重地走向松林坡。面對歌樂山連綿的群峰,面對蒼翠的松林,羅世文眼前閃電般地掠過自己一生的經歷……。他的心飛向延安,飛向黨中央,飛向毛澤東、周恩來的身邊,唇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是的,祖國的山河是如此壯麗,億萬人民在嚴冬的苦寒中盼望著溫暖的陽春,盡管獨夫民賊蔣介石氣勢洶洶地高喊著“統一”的濫調,做著統治全國的迷夢。但是,有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億萬人民的努力奮斗,最后勝利一定是人民的!笑到最后,笑得最美麗的,決不是反動派,而是人民!于是,他放聲朗誦了自己孕育已久的詩篇:

      故國山河壯,群情盡望春。

      “英雄”夸統一,后笑是何人?

      羅世文這一字千鈞的詩篇,震撼了殺人魔窟。劊子手開槍了!羅世文、車耀先應聲倒地!特務們又在他們的身上潑上汽油,點起烈火、毀尸滅跡!

      解放后,人民政府懲辦了殺害羅世文、車耀先的兇手。人民群眾在松林坡挖出了烈士遺骨,進行了隆重安葬。周恩來為羅世文、車耀先烈士題了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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