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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時期威遠的實業抗戰救國路—發展實業 支援抗戰
    發布時間:2018-04-12 來源:縣史志辦 閱讀次數:23225 【字體:

      

      抗日戰爭時期威遠的實業抗戰救國路

      發展實業 支援抗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蓄意制造盧溝橋事變,很快侵略軍將進攻矛頭直指上海,工業相對集中的東南沿海城市危在旦夕。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工業的70%集中于沿海一帶,內地十分薄弱。根據南京國民政府經濟部統計,1937年底,全國共有工廠3925家(不包括東北),其中僅上海一地就有1235家,約占總數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總數的近50%。隨著戰爭爆發,沿海工業將首當其沖遭敵炮火襲擊。為避免沿海工業遭受滅頂之災和在大后方建立長期抗戰的工業基礎,加強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實力,南京國民政府開始逐步動員將沿海沿江工業內遷,并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歷時三年多,在四川、湖南、廣西、云南、陜西、甘肅等后方省區形成了11個工業區,其中四川有5個,威遠為其中之一。

      威煤,點燃川鹽濟楚的熊熊大火

      抗戰爆發后,沿海一帶相繼淪陷,海鹽生產備受破壞,運輸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鹽銷區民苦淡食,迫切需要川鹽濟楚。作為四川鹽業中心的富榮鹽場(即當時富順縣所轄自流井,榮縣所轄的貢井),承擔起了供應軍需民食的重任。1938年3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明令川鹽增產,并提出“增加產量首先從富榮兩場著手”,要求自貢鹽場年產食鹽增加300萬擔,比1937年的327萬擔將近翻一番。從1938年1月起,富榮鹽場開始大量起復鹵井增加鹽灶,提高產量,加運鹽斤。兩場的鹵井在未增產前計有170余眼,增產期間的1938年已增至210余眼,全年產鹽456萬余擔,較1937年增產129萬余擔,已占四川省各區總產額的50%以上,為全國的產鹽戰略中心。① 用于煮鹽所需的燃料巨增,以前靠柴草、干牛屎燒鹽遠不能滿足需要,人們迫切需要找到更穩定的燃料來源。

      位于四川盆地的威遠縣,恰恰具有這樣的優勢。其“煤藏豐富,煤質亦佳”,是著名的產煤縣。清代乾隆時期編《威遠縣志》卷2有記載:“嘉靖中,自流井初煎鹽鹺,務需威煤孔亟,邑民于此設立炭廠。”可見,兩地之間休戚與共的關系由來已久。

      只是抗戰之前四川煤炭業“商營者為數雖多,然規模極小,資本在10萬元以上者已不多見”,且多用土法開采,生產能力十分有限。抗戰爆發后,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后方成為“國家民族最后生命之所寄托”,被認為是“復興民族最后之根據地”。② 人口的劇增和戰爭物資的消耗,為軍工民用物品的需求打開了廣闊的市場,而煤炭作為生產生活的基本燃料更呈現出供不應求之勢。

      威遠的礦山,主要分布在縣境內的幾個山區。威遠人習慣將其分為北、中、西三路。今山王鎮以北的煤礦,因在清溪河流域以北,稱為北路,主要有靈官溝煤礦、黑溝昭明廠、龔溝、道溝兒煤礦等。據統計,北路這條線,大小煤礦共有300家左右。清溪河以南的新場大勝以及蘆蒿山、黑山咀一帶為中路,有鐵線溝、白蠟樹、謝家溝、蘭家碥(抗戰時辦)、沙壩子、崩筆坎等處共20多家。而新場河以北的山區為西路,有侯家山、曾家灣、牛角尖山、鐘巖洞等地共有120家左右。在抗戰前后較為有名的威遠煤礦就在縣東北部的黃荊溝鎮。

      1938年4月,威遠縣政府提出“開發威遠縣黃荊溝煤礦芻議”,并派人商請四川鹽務管理局合作。{3} 同年6月29日,國民政府財政部鹽務總局派鹽業研究所所長蔡遠澤、工程師朱庭祜到威遠調查,形成調查報告。一年后,鹽務總局至川康鹽務管理局,決定成立黃荊溝煤礦局,為爭取早日出煤,解自貢鹽場急需,先淘浚顏德明等人遺棄的舊井,后因積水太多,排水不暢,工程陷于停頓。但在困難面前煤礦人并沒有妥協,而是想方設法,積極恢復和發展生產。

      1940年6月,財政部鹽務總局與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合邀中原公司、福公司聯合辦事處(以下簡稱中福公司)在重慶川鹽銀行開會,商定籌建威遠煤礦股份有限公司,開發黃荊溝煤田,當月,三方籌集資金300萬元。7月,威遠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在重慶臨江門九尺坎34號正式成立,黃荊溝煤田的開發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同年8月,開始修復利用伍質均等人開鑿已廢棄的斜井和立井,繼續向下開拓延伸,所有配套工程齊頭并進,并于1942年2月正式投產。從1940年11月20日至1941年2月28日,由嘉陽煤礦公司正式在黃荊溝進行資源勘控,初步探明煤炭儲量380萬噸。這時,自貢鹽場井灶生產用煤激增,每月約需12萬包,每天即達1000噸左右。為滿足煮鹽的需要,威遠煤礦用新法采烘,在立井井口安裝40馬力蒸汽絞車1臺,用罐籠提升;斜井進口安裝20馬力小蒸汽絞車1臺,用以下送物料和通風排水。這在威遠地區的煤炭開發史上開了機械提升、排水之先河,當年生產原煤4.71萬噸。

      隨后,威遠鐵廠的耗煤量也大大增加。1943年,威遠鐵廠廠長致函威遠煤礦廠長郭象豫:“貴礦每月供給200噸煤。最近因翻砂鐵銷路頗廣,改制翻砂鐵而焦炭之需要量隨之增高,特故極需要貴礦大量供給,最少400噸煤。”{4}

      抗日戰爭時期,為滿足自貢鹽場運威煤燒鹽之需,川康鹽務管理局實施了威遠河渠化工程。工程自1940年開工,到1944年6月17日威遠河高硐修筑的埝閘完工,共建成9座埝閘。自此,威遠河運量提高兩倍,運費較之前降低36%,仰仗威遠河的威遠煤礦外段運輸,大為緩解。與此同時,威遠煤礦引入新技術,使用蒸汽發電,風順水干,煤層走向順利,產量由初期的日產100噸至1944年日可產煤400噸,極大地緩解了自流井各鹽場和內江、資中酒精廠和糖業等燃料緊張的問題,保證了大后方的食鹽供應,徹底打破日寇對我國的海鹽封鎖,為抗戰作出了貢獻。

      威遠煤礦在抗戰期間的貢獻遠不止于此。為支援前線,早日驅逐日寇,威遠煤礦及全體員工積極響應馮玉祥將軍倡導的“節約獻金救國運動”,先后七次獻金總額達149萬元。馮將軍深受感動,欣然題寫“新天新地新世界”匾額,又以親題的“還我河山”碎瓷花瓶一對相贈。后來,馮玉祥還在給廠長郭象豫的一封回信中這樣寫道:“貴礦熱烈獻金之情形至為感奮,全國工廠如均能如此愛國救國,則驅逐倭寇還我河山實易也。”極力贊揚礦方及員工的愛國義舉。這是威遠抗戰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威鋼,熔煉抗擊日軍的戰斗利器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華北、沿海一帶相繼淪陷。國民政府決定西遷重慶,同時為保存抗戰的經濟力量,作出“將沿海或逼近戰線之新式設備內遷”的決定,實施經濟上的大轉移。當時,華東、華北等地的鋼鐵廠相繼陷落,加上海口封鎖,進口鋼鐵、生鐵等特別困難,嚴重影響工業特別是軍工業的發展。為擺脫這種困境,開始在西南特別是有著“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謀劃建廠,其中鋼鐵業的建設更成為各方面重視的重點。

      鋼鐵是戰時工業基礎,而鋼鐵工業的能源供給離不開鐵礦和煤炭。四川的煤鐵資源本來分布很廣,然而,抗戰前四川的經濟以農業為主,工業主要以輕紡工業為主,鋼鐵、電力、冶金等基礎工業十分薄弱,這種產業結構完全無法支撐抗戰所需的工業物資。因此,國民政府著手實施沿海工業內遷策略,為本來十分落后的四川工業增添了活力,形成一個基本能夠自給的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并且初步搭建了四川工業的基礎結構。威遠鐵廠也在這一時期獲得較快的發展。

      新威礦冶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民營新華興業公司,是由國內知名人士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發起,組織南開校友投資開辦的。初時以建筑業為主,間或經營其他事業。七七事變后,公司業務蕭條,發現鋼鐵銷路甚好,并獲悉二十四軍在威遠辦有鐵廠的信息,于是在1938年底,向政府陳述由其租辦威遠鐵廠“以補抗戰實力,而盡國民之天職”。1939年7月,國民政府經濟部正式批準新華興業公司承租威遠鐵、鋼廠,隨即將公司改組為新威礦冶股份有限公司,威遠鐵、鋼廠更名為新威礦冶公司煉鐵廠。12月,該公司呈文四川省政府,請求核準開辦威遠礦區,“以興資源,而利抗戰”,并聘請煉鐵專家李公達為新威煉鐵廠廠長,招募工程技術人員及工人300余名,正式開始修復工作,嘗試改傳統土法生產為高爐生產。不想廣州失守,形勢劇變,新威礦冶公司在港購買的設備無法直運回廠,又遇國內物價暴漲,工廠出售耐火磚成為唯一的收入。終因經濟窘迫,難以維持,于1941年1月以250萬元(法幣)將鐵廠出賣給資源委員會。

      1941年1月8日,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威遠鐵廠成立,靳樹梁任廠長。首先集中力量清點倉庫,檢查設備,摸清廠內資產。接著轉向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中心,開展基建,補充人員,為職工謀福利,穩定隊伍等一系列工作。后又將地處偏僻的紅豆樹鋼廠和楊家灣焦廠,移至蔣家灣,新址距鐵廠只有15公里。又沿寶溪河而上,經雙橋,打穿石牛洞,至新廠,建成16.5公里的新公路。對內形成了煤、焦、白云石、耐火泥等的運輸主干線,對外與威遠城區、自貢等公路連接,改變了各土鐵廠生產運輸仍處于肩挑背扛、牛馱馬載的狀況。隨后全面地進行檢修機器、裝修動力,修復耐火工廠,整理礦井、修復高爐等工作。1942年12月25日,15噸高爐經過艱苦緊張的修復改進后正式開爐,靳樹梁所發明的小型煉鐵爐標準爐喉也在此爐上得到了正式使用,獲滿意效果,焦比為1.2噸焦/噸鐵,產量設計率達80%,而當時同類型爐一般的焦比為2噸焦/噸鐵,產量設計率為50%~60%。{5}“修建12年的高爐出鐵了!”消息立即傳遍全廠,人們無限喜悅。

      從高爐建立起至1945年11月底抗戰勝利,其間三次開爐,總計產鐵5094噸。其中,1942年18.44噸,1943年1704.23噸,1944年2413.887噸,1945年957.45噸。主要產品有高矽生鐵,一號、二號翻砂鐵,貝色麻鐵,堿性生鐵等五種,直接供應軍政部兵工署各煉鋼廠的煉鋼生鐵1900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抗戰所需鋼鐵的匱乏,為熔煉抗擊日軍的戰斗利器盡到應盡之力;其余產品為翻砂生鐵,除自用部分和翻制鹽鍋供應自貢、樂山等地外,主要產品供應民用工業和農業之需。

      如今,戰爭的硝煙已消散,但是歷史不能忘記戰爭的創痛和中國人民的奮勇抗擊。正是因為有國民政府的大力提倡,民族資本的積極響應,才在中國的大后方形成新的工業基地,保存和發展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力量。其所產生的影響,所展示出的特征和意義,有著重要的歷史啟示和研究價值。

      參考文獻

      ①自貢總商會編,《百年自貢商會》,2015年版。

      ②劉湘,四川后方國防基本建設大綱(J),四川經濟月刊,1937.8(4):2。

      ③《威遠煤礦志(1940-1990)》,1993年版,第7頁。

      ④劉守良,為了中國的抗戰,焦作日報,2011.8.18。

      ⑤靳國強,《回憶我的祖父靳樹梁》,2012.7.11。

      注:圖片除署名外,其余來源于《威遠縣志》。

      文章原載:《巴蜀史志》2017年第4期

      作者:威遠縣史志辦公室 樊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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